彭匈看世相：二胡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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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有一句很叫人丧气的俗话，叫做“二胡两根线，教死教不变”。还有一个编出来的故事，也是专门给学二胡的人泼冷水的。说是有一个人在如醉如痴地拉二胡，一位老太太听着听着，就掩面抽噎了。二胡手一看也便眼眶湿润，呵，想不到我的琴声竟能使一个老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时老太太开腔了，说这琴声使她想起了死去的儿子，儿子是位出色的木匠，锯木头的声音就这个劲儿。

所幸的是，这些杀伤力很大的风言冷语并没有将我放倒，二胡一直在陪伴着我。一开始，我并没有直接对二胡发生兴趣，而是对一位拉二胡的老先生钦佩得不得了。老先生姓苏，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中风度最好的一个。他的点头、款身、微笑、谈吐，还有在听你说话的时候眼睛极专注、极和蔼地望着你，最要紧的是他表情中的一些极其微小的带一点神经质的变化，所有这些，只有在反映路易十三时代的法国宫廷生活的电影里才见得着。苏先生的二胡拉得非常动听，最拿手的是《良宵》和《二泉映月》。少年时的我，就认定了苏先生的风度是从二胡里来的。

有一天苏先生来到了我们家，父亲跟他是老朋友，喜欢跟他一起聊他们的一个共同的业余爱好——机械原理。我们几个小孩子一直站在旁边，尽管一句也听不懂，但苏先生的风度足以把我们熏陶得颠三倒四。聊罢，苏先生顺手从案头操起一把秦琴弹奏起来。啊，他竟然不用弹片，而是伸开五指，像弹琵琶那样拨弄！他弹的不仅有旋律，而且还有和弦，听得出，是一曲《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余音绕梁之际他把琴交到我的手上，让我也来一曲。我说我不喜欢秦琴，只喜欢二胡。苏先生极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意味深长地点了好几下头，接下来就说了令我终生难忘的一段话。他说，在人类艺术的诸般门类里，音乐是最高的艺术，她既看不见，又摸不着。

这段话在我身上的直接作用是促使我下决心一定要把二胡学好。现今想来，我对这段话的理解应该说有一点偏差。当时我想，音乐既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我学二胡就只能是一边听一边自己拉——从那时至今，我的确没有师从过任何一个名家，甚至没有认真观摩过别人怎么拉。

我相信，很多自学二胡的人，都是从拉《东方红》开始的。倒不是冲着它的政治意义，而是这支曲子简单平和，速度适中，又没有什么花音和切分音，既可练习音阶，又可进行简单的换把位训练。当然，它最大的好处，是你拉得好不好，不仅你自己，周围的人包括老太太都能够加以评判。

第二步的练习曲我选择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对面山上的姑娘》《嘎达梅林》等，练习这些草原歌曲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充分的揉弦的机会。揉弦是二胡之所以优美并能感动人的最为关键的技巧。

念初中时，有一次我拉《对面山上的姑娘》，当拉到“你为什么这样悲伤、悲伤”这句时，揉弦的效果出来了，宿舍里的几个正在做别的事情的同学不约而同地看了过来，目光先是有些惊悚，继而露出欣喜。一位同学说:你的琴弦，拨动了我们的心弦。这一次的经历，对我的鼓舞之大，真是语言难以形容。那时学校正排演《刘三姐》，乐队里缺一把中胡，教音乐的朱老师把我从当时挑砖运木的建校劳动大军里抽了出来。二胡改拉中胡，就像用调羹喝汤改为用勺子喝汤，并不存在多大困难。在刘三姐与秀才对歌的那一场，我的中胡发挥了极其微妙的作用。后来不久，在一次排练中，朱老师发现了我的一个致命的弱点——不会变调。实话说，当时我只会 G调和D调，再转别的什么调我的脑袋就会一片空白。他给我三天时间，说攻克不了这个难关，就离开乐队，回到建校劳动大军里去。感谢朱老师的严厉，时限一到，我便拿下了C调、F调和降B调。至此，二胡演奏的绝大部分调式，均在掌握之中矣。

拉二胡最感艰难的是进入独奏曲的练习阶段。先不说要演绎出它的丰富内涵，光是两个地方，就常常叫初学者洋相出尽。一是快弓。当急风骤雨般的弓法与指法吻合不了的时候，手忙脚乱是免不了的，气急败坏也是免不了的，说不定还会从此沮丧，一蹶不振。另一处是华彩乐段，演奏者爱犯的毛病无一不像饿牛看见柳影，酒鬼接到请帖，特别可笑的是，那急不可耐的毛病，要表现自己是天下第一高手的心态，旁人皆一目了然，而他自己却是懵然不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很容易让老太太想起她的木匠儿子来的。

我练的独奏曲先是刘天华的《良宵》《光明行》和《空山鸟语》。我想我在练习《空山鸟语》的时候，尽管紧闭了门窗，肯定也给邻居们带来了不少噪音的，真是抱歉了。

刘天华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极为崇高。他第一个把下里巴人的东西引进了北大讲堂，而且在那个年代就写出了旋律那么优美、意境那么高远的作品。可惜天才命蹇，他三十七岁死于猩红热。读了其胞兄刘半农写的悼文，我心中的惋惜之情，远甚于一个大人物的辞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造诣极高的二胡独奏曲，《赶集》《拉骆驼》《山村变了样》《三门峡畅想曲》《赛马》及《红军哥哥回来了》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文革”中，大学停课，我则自己坚持“日功四课”，曰:学毛著，练哑铃，习书法，拉二胡。其中《红军哥哥回来了》每日必拉，这支冠以红军之名的具有浓郁陕北风味的曲子竟然使我高度着迷。而对这支曲子的主题的理解，我同我的几个同学发生了争执。乐曲开场一段，欢乐的快板，表现姑娘听见红军哥哥从前线回来的狂喜心情;最后一段表现的是敲锣打鼓欢送红军哥哥重上战场队伍渐走渐远的情景，这都没有分歧。产生歧义的是中间那段。这一段慢板的优美抒情，几达缠绵悱恻的地步，稍有想像力的人，都会看得见一对生死重逢的恋人在那豆油灯下的非同寻常的亲昵和泣诉。可我的同学硬说乐曲表现的是一个小姑娘向她当红军的哥哥畅叙革命理想。尽管那时极左当道，我也敢大声地反驳他们——这是一支爱情曲！作品的主人公是恋人而不是兄妹！

我一直就是按照我的理解来演绎这部作品的。大学毕业不久，我拉的《红军哥哥回来了》终于感动了我的恋人，对于乐曲有着与我相同理解的她，成为了我的妻子。早两年当我们的儿子邀请他的朋友戴维、珍妮弗、汉娜和莎拉到我们家作客的时候，我应邀给他们演奏二胡，拉什么曲子呢，妻说，就拉《红军哥哥回来了》，我也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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