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钟奖“瘦身”看评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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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钟奖“瘦身”看评奖改革
对话人:
廖昌永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美声歌唱家)
王中山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古筝演奏家)
韩新安 (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任姗姗 (本报记者)
第十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近日在广州落下帷幕。响应国家文艺类奖项深化改革要求,本届“金钟奖”积极“瘦身”,对奖项做了变动和压缩,对评审也进行优化升级。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音乐界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综合大奖,本届“金钟奖”备受关注。从一票难求的比赛现场,到网络直播平台700多万人在线收看,都折射了业内外对“金钟奖”、对新时代中国音乐事业的深切期盼。
任何一项全国性赛事,都是一场高水准的角逐,也是一次美好的检阅。两年一届的“金钟奖”展示了音乐界哪些新气象,“瘦身”后成色如何?奖项改革寄予了何种初心,又将对中国音乐事业发展产生何种导向?本报记者对话第十一届“金钟奖”声乐比赛(美声组)评委会主任廖昌永、古筝比赛评委会主任王中山,以及中国音乐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韩新安,探求文艺类奖项的改革路径,及其背后的普遍规律和价值导向。
“把奖项放在音乐事业的发展中定位”
记者:本届“金钟奖”充满新意。比如,只保留表演赛事,举办了钢琴、古筝、美声和民族声乐4项比赛;不再区分金、银、铜奖,统称为“金钟奖”获奖者。你们如何评价这样的改革?
廖昌永:发现优秀人才、促进创作和音乐教学,是我们比赛的初衷。“金钟奖”两年一届,声乐比赛每届都举办,器乐比赛是钢琴、古筝与二胡、小提琴轮流举办,给人才的成长和积累留下了空间。从声乐来看,不再区分金银铜奖是恰当的。男声、女声,高音部、中低音部,实际很难区分出个一二三。与名次相比,来到这个平台促进交流、相互学习是更重要的。
王中山:“瘦身”可以轻装上阵,集中精力办好这4项比赛。对选手、评委、观众以及赛事组织者来说,改革带来风清气正的赛风,让人们看到“金钟奖”新时代的新气象。过去有段时间,社会上某些组织和个人,以比赛之名敛财,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是为了遏制文艺评比中的歪风邪气,“金钟奖”不区分金银铜而以赛事名称作为获奖者的荣誉称号,也是一种导向:让比赛去除“铜臭气”,多些“含金量”。
韩新安:按照要求,本届“金钟奖”的奖项、奖数压缩了75%到80%。我个人理解,国家对全国性评奖的调整是为了强调权威性、导向和引领作用,以及可持续发展。评奖过多,其功利意识会影响文艺的风清气正。我们这次弱化功利性,实际是提示大家评奖不是为了奖而奖,也不是驱动大家追名逐利。
艺无止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长,一个人很难在不同作品、不同技巧里都超越其他人。这次我们不推崇名次,强调的是“百花齐放”。全国性评奖的意义超过这个奖本身,我们更多把奖项放到国家音乐事业发展、国家整体战略中定位和改革。我们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也不是为了改而改。
记者:很多人关注这次增加的拉幕“盲听”环节。作为评委,这个环节的体验和效果怎么样?
廖昌永:任何比赛的改革,都是为了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地评选。“盲听”环节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帘子一拉谁也看不见,不必在乎我是谁的学生,评委只需坐在幕后,专心听这个选手声音好不好、技术好不好、作品完成度、语言情况等,对于发现新的优秀人才是有好处的。最终来看,第一轮通过“盲听”选拔进来的选手都很优秀。
王中山:“盲听”并不是“金钟奖”的创举,在以往的全国电视大奖赛和其他赛事上,特别是大学招生考试中,我们都有“盲听”的体验。但“金钟奖”采用“盲听”的方式是第一次。“盲听”加上现场抽签、观众观看等多种程序,有利于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评委也是一种考验,督促评委更加专注音乐本身。即使评委听出是自己的学生,也没关系,导师回避制度又在制约着你,何况还要去除两个最高分和最低分。###“尊重艺术规律,把专业评价交给艺术家”
记者:“金钟奖”两年一届,是高水平的角逐和交流,也是对一段时间里音乐人才培养的检阅。这次比赛有什么亮点?
王中山:相较往届,本届“金钟奖”古筝组比赛有以下特点:首先,参赛者年龄跨度大。最小的只有16岁,最大的接近40岁。有的已经是大学教师,有的还是高中学生。其实就是师生同台竞技。其次,演奏水平较以往有很大提高。有的上一届获奖选手,这次连半决赛都没进入。曲目上也有很大更新。既有规定曲目,也有自选作品。既有独奏,也有协奏,给选手很大的展示空间,充分体现了当下古筝艺术的全貌和传承发展。
古筝组比赛看点很多,半决赛尤其异彩纷呈。这个环节要演奏三首作品,有传统,有现代,还得有新作品。很多新作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十分欣喜。有的作品颇有新意,体现了当代筝乐作曲家不同以往的审美取向。也有不少新作对古筝的语境不是十分熟悉,厚今薄古,把古筝当钢琴或者竖琴来写,缺少应有的东方视角、中国特色。注重形式化、过于乐坊化,是当今民族器乐发展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此次比赛,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其严重性,今后在古筝人才的培养上需要注意这方面。
廖昌永:16年来,“金钟奖”对中国的音乐教育推动是非常大的。参赛曲目越来越丰富,选手的自我定位也越来越清晰。以前的选手普遍求“大”,男高音一来就是“今夜无人入睡”,或是“冰凉的小手”,曲目选择面比较窄。这一届,选手越来越职业化,也更有艺术气质,不论抒情男高音、戏剧男高音,还是花腔戏剧女高音,不论对音乐风格的把握、人物的表现还是语言的掌握,定位越来越准确。在赛制上,我们通过规定引导大家多尝试新创作品、中国作品。今年还有一个令人兴奋的现象,各个声部的表现比较平均,进入前15名的选手地域学校也比较均衡。观众通过比赛,听到了中低声部的温暖音色,审美多元化也有了进步。
记者:16年来,“金钟奖”与中国音乐事业同步发展。不少从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成为活跃在中国音乐领域的佼佼者;不少在比赛中受到褒奖的作品,成为大江南北传唱的经典。什么是“金钟奖”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
韩新安:一是,坚持导向引领。曲目安排是一种导向。我们在钢琴、小提琴、美声比赛中强化了中国作品,引导选手们增强文化自信。不论学习哪一门艺术,我们始终是中国人,要讲中国故事,服务中国百姓、中国观众。与电视媒体举办的歌唱比赛以流行和收视为指标不同,我们强调艺术的宽度和厚度,以及艺术的政治高度。历年来看,“金钟奖”舞台上的作品很快会成为专业领域里的必修课程,所以,这里也是推广作品的重要专业平台。
二是,尊重艺术规律,把专业评价交给艺术家。每届“金钟奖”都会组织全国专家论证,国家文艺政策的导向、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是框架,艺术评价本身则要听取专家的共同意见。音乐家最热爱音乐,他们是成就者、贡献者,也是勇于担当者。担当评委是荣誉,也是一份责任。实际上,每一届“金钟奖”都是面对历史的考试。
我从第一届“金钟奖”就全程参与,很欣慰的是,我们的选手得到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很多选手在国际国内的主舞台上担任主要角色。历史证明,“金钟奖”的含金量不是比出来的,而是通过实践,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是一条正路”
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结合各自的艺术领域,未来如何更好服务人民,满足人民在新时代的审美需求?
韩新安:本届“金钟奖”获奖选手第二天就来到社区演出,在面对面服务的过程中,他们能读懂人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在耳濡目染中提高自己的服务意识。这也是落实十九大精神的一个举措。“金钟奖”得奖只是一个起点。比赛是一种激励,但比不出演奏家和歌唱家,而从演奏家歌唱家到音乐家之间还有漫长距离。单纯为了名和利,为了赢得比赛,没有胸怀,没有服务人民的意识,没有对国家的热爱,艺术动力是有限的,艺术感染力也是有限的,艺术道路也必然走不远。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是一条正路,懂得这个道理,这些年轻人才能接好前辈的班,肩负起责任与使命。
廖昌永:美声,意大利原文意思是美好的歌唱。初心就是把歌唱好听,让音乐打动人。周小燕老师以前讲过,我们要唱中国歌,赢得中国观众的喜爱,在外国表演征服外国观众;再把中国歌唱到国外,让人家感叹中国艺术的美好。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好的音乐作品一定是中西结合、熔古铸今的。《北京喜讯到边寨》采用西洋创作手法、中国民族调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是民族曲调、小提琴演奏手法,还有《黄河协奏曲》等等,不仅为中国观众喜爱,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誉。我们说中国音乐学派,它首先是中国的,有中国元素、中国气质、中国精气神,同时要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化语言表达。这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工作。
王中山:古筝有近3000年的历史。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公众对国学怀有热情,传统器乐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古筝成为迄今中国民族器乐中学习人数最多的乐器。粗略统计,目前中国内地有近千万之众在学习古筝,规模仅次于钢琴。这是继盛唐之后,历史上又一个习筝高潮。古筝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与历代筝人自觉遵循在继承中发展这一艺术规律分不开。古筝艺术30多年来由弱到强的艺术轨迹,证明了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警醒我们筝人,若想勇立时代潮头,必须为人民而歌。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才能超越“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盛唐气象,使中华文明走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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