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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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广为瞩目的“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圆满落下帷幕。这场历时一年半的流行歌曲创作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词曲作者的广泛参与，不但参赛人群众多，而且大赛收录作品的质与量都超出预期，尤其是赛事收录的25000多首原创作品更是蔚为大观，这一赛事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歌曲征集活动。我注意到， 从大赛启动伊始一直到终评结束，始终都有来自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包括专业音乐人、教师和学生、行政岗位的领导干部以及具有音乐素养的普通群众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这一赛事。他们或于报刊撰文,评点参赛作品质量，或在相关网站发帖留言,漫议赛事得失，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意识。这次大赛是由中国音协牵头，联合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的，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就设在中国音协，所以在这里，我想以大赛组织者的角度，在大赛圆满“收官”之际，谈一谈这次大赛的个案意义以及对当前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些思考。
“触发说”


　　很多音乐界的朋友特别是专事流行歌曲创作的朋友都表达了这样的感慨，说单凭一次创作大赛，就一下子发掘出这么多优秀的原创歌曲，这很不简单。显然，这样的观点既是对这一赛事本身作用的肯定，也蕴含着对如何有效引导流行歌曲创作这一命题的思考。


　　当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下，流行歌曲产品也在迎合着潮起潮落的“瞬时需求”，进入一种“工业化”“批量式”生产，一种风格出来了，大家（唱片公司、职业音乐制作人等）便一拥而上、群起效仿，势必造成多种风格的原创力量衰落，流行歌曲的创作也不例外。很多人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现在的环境使得流行歌曲空间狭窄，不好搞出好的原创作品来。但情况真就如此悲观吗？依我看还不见得，从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史来看，流行歌曲的繁衍、复兴的力量更多地是蕴含在民间，蕴含在群众当中。一旦他们的创作热情和对流行歌曲的激情能够被调动、被激发出来，势必将促成原创歌曲的“井喷”——这次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可为佐证。

　　我觉得这次大赛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其意义之一就是在于它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股流行歌曲创作的热潮。我注意到，专业的、业余的词曲作者都有积极的参与，虽然参赛人群在年龄层次、职业分布甚至知识结构上各不相同，但他们无一不怀揣梦想，用字符和音符纪录现实生活、抒写人生体悟，不乏真知灼见、不乏好的作品，所以说这是一次全民创作的高潮也不为过。而且，普通人参与歌曲创作，会让歌曲更容易得以表现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感情，更能直接点到生活的真谛。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些“非职业音乐人”创作的作品，大多真实质朴，自然洒脱，生动的情感信手拈来，不矫揉、不做作，充溢着性灵、自由的因子，像获得一等奖的歌曲《醉了，丽江》便是这样的佳作。不惟如此，还有很多作品以“一己”映照“群体”，以“小我”视角来纪录和抒写“大我”胸怀，弘扬了共同的情感，洋溢着和谐的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大国家、大国民的意识，而这些情感元素正是普遍存在于国人身上的。例如《爱如小孩》“爱如大海在召唤，爱如小孩心灵柔软，大人小孩一起来，牵着手献出爱……”这是一首以汶川抗震救灾为背景所创作的歌曲，歌曲以小孩与大人相互轻声诉说的表现形式，辅之以清新流畅的旋律，如孩童纯净、如大海深情，体现出的是普通人的社会担当、是现代人的大爱挚情。可以这样说，大赛拱呈出来的，不只是一时一刻的繁荣景象，更有流行歌曲创作领域的“群情涌动”和“百花齐放”。



　　所以，我们说这次大赛的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一下子捧出这么多的“财富”（原创歌曲），更重要其实还是一种“触发”的作用——它触发的是人民群众对歌曲创作的热情和积极的参与意识，触发的是流行歌曲原创力量的进一步活跃。这次大赛集结的25000余首原创歌曲固然是一个容量巨大的音乐资源库，这在一个创意年代已经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但由此引发的更繁荣的局面和无限可能性才是我们最终期待的。



###“版图说”


　　从大赛组委会汇总的各赛区参赛情况，参赛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各地的动员发动情况综合来看，就能大致看出当前流行歌曲创作在地域分布上的大致轮廓，亦即当前流行歌曲创作的大致“版图”：华东、华南仍然是流行歌曲创作的“中坚力量”，华北倚“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其发展潜力自不待言；东北蓄势待发，西北已经崛起,而南疆云南已经是如火如荼。

　　特别有意味的是，这一分布情况和当前经济量的“版图”分布并非有着绝对的一致性，或者换言之，经济的发展并非流行歌曲创作的唯一决定因素。如西南赛区的云南虽地处西南一隅，经济尚不算强省，但他们选送的参赛作品在艺术水平和制作水平上却丝毫不逊于经济发达地区。这些作品由云南丰厚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生发而出，张扬着活力、洋溢着生命力。事实上，云南近年来围绕其文化战略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对其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据统计，云南获奖作品在各省份里是最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云南歌曲事业的繁荣局面。

　　不唯云南如此，倘若分析各地音乐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更为清晰。这里我举几个例子：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自不待言，它们占诸多有利的因素，使得歌曲创作有着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谚语“早起的鸟儿捕到虫”足为概括。像曾经催生一大批优秀流行歌曲的广州、深圳，时至今日依然是流行音乐的一方重镇。尤其是深圳，这几年把发展创意文化放在城市的战略发展规划当中，并对其进行政策扶持和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投入。今年，深圳在与中国音协联手启动“音乐工程”的同时，又把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流行音乐比赛的承办权揽入囊中，使流行歌曲的发展具备了深厚的潜力。经济上相对弱一些的中西部在歌曲领域却未必就是荒漠一片：这次大赛新疆就涌现出很多佳作，像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新疆馕》，就深受观众喜爱。这一方面源于新疆深厚的音乐积淀，另一方面还在于新疆文化部门对音乐资源的得力开挖，与中国音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主办的“新歌唱新疆”全国歌曲评选活动整合了音乐力量，集结了音乐资源，发掘不少新人，推出了不少佳作；贵州获奖作品尤为可观，他们选送的几首作品普遍评价都很不错。贵州对歌曲创作的发展措施也是有目共睹。由贵州音协首倡的“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得到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一经发动唱遍贵州。据贵州音协的同志介绍说，“多彩贵州”在海选阶段参与人数最多时达十几万人，可谓遍地是歌声，这种普遍的热情自然就成为歌曲创作得以茁壮发展的肥厚土壤；陕西亦是如此，其积淀深厚的音乐资源积累和一批堪称国内流行中坚的创作力量群体，使得陕西的歌曲创作在流行歌曲创作版图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次大赛上陕西也是亮点频现，如《我的陕北》结构严谨、旋律优美，艺术性和思想性俱为上乘，可算其代表作之一。


　　细细想来，这种文化和经济辩证关系的“二律背反”现象折射出的是文化发展特殊现象之一。这说明，文化的发展也有可能突破经济条件的制约，过去我们常说的“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惯例，也并不是绝对的指针。这次流行歌曲创作大赛昭示出的种种也告诉我们，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不仅限于物质的条件，还在于我们的能动性发挥得好不好，到不到点子上。由此观之，在新的环境下，文化搞活本身也需要创意，得需要有一些富于实效的措施付诸实践才行。



“相似论”


　　这次大赛也引起了音乐社会学学者的关注。很多与此有关的文章或者观点既提到大赛本身的标本意义，又去探究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及文化背景，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这次大赛的空前盛况，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它的出现有很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必然性。如果我们将其与当年流行歌曲“西北风”风靡全国的盛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二者间是何其相似！



　　“西北风”是产生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文化界普遍兴起反思和寻根意识的社会背景下,音乐人大量采用中国北方汉族音调,同时借用流行于欧美的摇滚、迪斯科节奏特点,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粗犷豪放的流行音乐风格。此类型的作品以《一无所有》（崔健）、《信天游》(刘志文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我热恋的故乡》(广征词、徐沛东曲)等歌曲为代表。因其文化特征符合了当时的听众审美心理和社会文化需求,在传唱上获得了极大成功，触发了流行歌曲创作的极大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从社会学角度概括来讲，“西北风”的贡献在于在音乐观念上能够主动寻找本土意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困惑和思考，并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式”记录。

　　当前流行歌曲依然具备忠实记录时代的特质。改革开放30年来，当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一种多元化的态势中自由发展。尤其是当前我们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重要时期，流行歌曲作为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意识的“轻骑兵”和“风向标”，显然具有重要的指针作用。纵览大赛收录的两万多首作品，可以发现艺术上的“多样”和思想上的“多元”是它们一个总体上的特点。这里面有歌颂祖国的，有讴歌当今时代的，有赞美时代的，也有记录当下生活、抒写人生感悟的……凡此种种，不一而同。我们认为，这样一个特征是基于对当前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深度思考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稳步推进，政府行为、舆论导向、民间自发都有加大文化建设力度的举措。文化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对本民族固有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搜集发掘“原生态”民族音乐等等事例无不体现出文化部门对民族文化的重视，这给歌曲创作的“多元风格”提供了技术性的养料；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政治影响力加强、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使国人民族凝聚力大大加强。这样的社会形势也使大众在面对来自外来文化工业产品所裹夹着的外来意识形态冲击时，能够以一种较为理性、自主的心态处之。尤其是歌曲创作中较多存在的“写现代中国”“写当今生活”的倾向，与中国人民近年来民族自豪感、自信心不断上升的总的心理趋势是合拍的，与流淌在国人血脉中的民族情感是吻合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众对现实生活一种普遍的认知和观点。

　　这里我举一个《迷彩80后》这首作品作为例子，这首歌词曲作者采用鲜活的流行元素和时尚用语,塑造了不同以往的新一代士兵形象，它以“80后”的视角，抒写出80后多元特征，反映出了“80后”这一年龄层次人群的普遍特点，很真实也很贴近生活。现在社会上有种观点很有市场，认为这代人是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环境下长大的，对这一人群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持怀疑态度。我看，可以把《80后当兵来》当作对这代人的一个解读，歌曲既映照出他们的思想认识，也昭示出80后甚至90后同样也是一代能担当的人群。


　　因此，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即“西北风”和这次大赛作品显现出的流行歌曲多元特征是“相似”的，它们都反映了社会文化环境特征,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同时它在忠实记录生活、概括提炼生活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生活。“西北风”的广泛传唱促发了人们的文化寻根和生存思考意识，可以预见，当前立足新时代创作出的一系列优秀的流行歌曲，同样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生活、反映生活。


得失谈

　　这次大赛得到了各地党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各地的音协、广电部门在大赛组委会统筹协调下，规范运作，各出心裁，保证了大赛稳步推进，体现出了成熟的活动组织艺术，为广大词曲创作者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推介平台，对歌曲创作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毋庸讳言，这次大赛也暴露出当前歌曲创作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甚至已经是当前流行乐坛的通病，我在这里粗略地归纳一下，和大家来商榷。


　　一是尽管我们说这是一次全民创作,歌曲质量和水平难免参差不齐，但从部分作品来看，其创作态度显然失于严谨，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用艰涩难懂的“意识流”写一些自以为朦胧唯美的情感。歌曲创作是一种精神产品生产，要面向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这才是它创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而且，作为艺术形象的载体，流行歌曲要尊重文字应用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性，切忌在这个问题上恣意放任。这次大赛部分作品就暴露出这种不良倾向，必须予以重视。现在网络传媒非常发达，一些不严肃的作品很容易借助网络平台传播，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应采取各种方式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正面引导。



　　二是这次大赛暴露出流行歌曲创作中的一些技术上的缺陷。当前的流行歌曲因为制作成本低廉，作品准入门槛低，“整体繁荣”的同时难免良莠混杂、泥沙俱下。概括来看，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品元素雷同多，音乐语言的创新欠缺；创作不讲究，包括乐队编配、后期缩混、录音等环节都还不够精良，和声复调、织体的合理运用还有待提高；部分作品音乐语言陈旧、配器风格仍停滞在多年前的状态。还有部分作品题材趋边缘化，陷到了宣泄“小我”的狭小圈子里。上述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就是音乐理论研究的滞后，使流行歌曲创作从技术层面到思想内涵都缺少一种前瞻性的引导。多年来，我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是放在具体作品的研究和评析上，对流行歌曲创作的整体环境、发展趋势等问题重视不够，不能敏锐地结合社会生活变化，及时形成可资参考的理论成果。应该说，这次大赛揭示出来的流行歌曲创作中客观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多是当前理论界亟待重视并应着力研究的课题。


　　整体来看，尽管这次大赛反映出一些问题，但相较其影响和效应而言，仍是瑕不掩瑜。这次大赛开了个好头，虽然它不能发掘、涵盖所有的好歌，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它毕竟从普遍发动的层面，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见流行歌曲的群众基础和发展潜力。还有，时至今日，大家对“流行歌曲”的认识理解上还存在争议和偏差。但这次大赛上人民群众对“好听、易学、易唱”的优秀歌曲的欢迎，则从实践意义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老百姓喜欢的、老百姓肯定的，才是最值得、最重要的。流行歌曲也一样。搁置流行歌曲概念的学术争论暂且不议，我们还是坚持说，流行才是硬道理。



启示录


　　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的圆满成功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这次大赛为繁荣流行歌曲创作而搭建起的良好推介平台，实现了“文化化人、音乐养人、引领时尚、贵在自觉”的引领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在赛事圆满落下帷幕，静下心来盘点得失、总结经验之际，我们也收获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如前所述，为数众多的参赛作品呈现出多元思想、多样化风格的总体特征，反映出当前流行歌曲创作的总体状况。这次大赛发掘的原创资源，以及它引燃的大众创作热情，让当前流行歌曲创作“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更加凸显，由此可见流行歌曲的创作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上，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契机。抓住了、抓好了，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大的繁荣。当前，党和国家重视文化建设，重视文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尊重知识产权，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文化促进举措付之实践，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气氛逐步形成，为流行歌曲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好的基础。


　　其次，要积极培育流行歌曲创作新的增长点。客观地说，这次大赛达到了预期效果，对整个歌曲创作而言还只是一个标本意义。因为单凭通过一次创作赛事就拉动了流行歌曲的大发展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急功近利的。让流行歌曲真正流行起来，流行歌曲创作真正发展起来，应该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的用心和投入。我们中国音协这几年围绕这一课题做了很多事情，像在金钟奖评选中增设流行音乐项目，助深圳启动音乐工程等等，努力培育和拓展流行歌曲创作新的增长点，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接下来，针对此次大赛暴露出来的一些诸如部分作者创作基础薄弱的问题，中国音协还要有针对性地举办全国词曲讲习班，作为这次流行歌曲大赛的一个延续和补充。1992年中国音协曾主办过“成才之路”讲习班，戚建波、李昕、车行、王佑贵、蒋开儒等一大批音乐人才由此脱颖而出，今天已成为音乐创演的中坚力量，这一讲习班也成就了当代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时隔二十多年，虽然歌曲创作环境、群众审美习惯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集中培训、统一授课的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举办讲习班，推出人才、推出佳作，目的就是把促进流行歌曲创作纳入到一个长远的规划当中，实现其可持续性发展。


　　再次，就是这次大赛具有较好的导向性，对当前流行歌曲创作的健康起到了一种直接的引领作用，大赛的成功举办亦是对党和国家有关文艺工作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大赛再次验证了“创新才是硬道理”。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14场总决赛，大多由非知名歌手现场演唱原创歌曲，仍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此期间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收视率翻了近10倍，老百姓对这一直播赛事的关注度远远高过一些大型晚会。所以说对流行歌曲而言，创新才是根本，在传播媒介多样化、群众审美品位大大提高的大环境下，那些靠炒冷饭、靠包装的手段已日渐式微；另一方面看，大赛遴选推出的歌曲，主要由群众投票产生，大多格调积极向上、旋律优美，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这也昭示出当前流行歌曲创作现状和受众市场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流行歌曲创作力量群体是可以信赖的。所以，对流行歌曲创作取得更快更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理由抱有美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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