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发展概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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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发展概况(4)

梁陈时代作诗的人特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做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樆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

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效仿。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宗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首多方面敌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文学的刚健。庾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东晋、南北朝又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


纵观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慷慨任气、刚健爽朗的建安风骨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偏重于追求诗歌形式的倾向却愈来愈甚。故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所批评。如唐代陈子昂说："魏汉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但作为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魏晋南北朝诗是从汉代古诗发展至唐代近体诗的中间桥梁。这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如三曹、阮藉、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也各有其独特成就，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中国诗词发展概况之三--------唐、五代诗词概况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辉煌灿烂的全盛时期。不但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数量超过了西周至南北朝历代之总和，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题材领域的拓展、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体制的完备成熟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白花竞放，蔚为大观。

唐初三、四十年间，诗坛上依然弥漫着“以绮错婉媚为本”的梁陈宫掖之风，即使雄才大略的太宗李世民也未能尽免。只有极少数诗人，如追慕晋宋间质朴率真余韵的王绩，他摆脱羁绊，自拔流俗。高宗、武后时，王勃、杨炯、卢照邻、萝宾王、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等相继登上诗坛，风气逐渐变化。沈、宋虽多点缀升平的奉和应酬之作，但在离开宫廷、贬谪荒远之后，也写出了一些较有生活实感的诗篇，而在律诗形式的定型方面，亦功不可没。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位卑而才高，把诗歌从宫廷移到了市井，从台阁移到了江山塞漠，虽在词采上尚未脱尽南朝的绮丽，但气象毕竟不同。其后，刘希夷和张若虚进一步发展了七言歌行，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宛转悠扬。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表现了鲜明的革新精神。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大历初年的半个世纪，通常成为盛唐时期，诗歌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不论是五古、七古、乐府、歌行，还是五、七言近体诗，都呈现出特异的光彩。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生活，都在诗人的笔下以各种体制和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继承陶渊明和二谢（谢灵运、谢脁）的传统，诗多取材山水田园。孟诗注重总体印象和情绪的把握，风格冲淡而富于韵味；王诗擅长描摹幽静空灵的景色，着笔成绘而时寓禅意。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一派诗人，则较多地描写边塞征戍生活。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为其基本特征，也反映了军中的矛盾不平和征夫思妇的幽怨。高、岑均擅长七言歌行。前者尚质主理，气骨遒劲；后者尚巧主景，奇瑰峭拔。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等人的边塞诗，虽多寡不一，形式有别，但也各有特色。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李白的诗歌，继承并发展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豪迈不羁的性格、神奇莫测的想象、惊世骇俗的笔墨，抒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伴随着对政治黑暗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猛烈抨击。其歌行打破了初唐整齐骈偶的拘束，淋漓尽致，清雄奔放。其五、七言绝句则深远醇美，体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有“诗史”美誉的杜甫诗歌，广阔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风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的情怀。是其最突出的崇高理想。杜甫总结并发扬了《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开拓了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生的创作道路，又“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抒情叙事兼工，古体近体并擅，确是“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中国诗词发展概况====================


随着以“双子星座”李、杜为主要代表的诗人们的隐没，唐代诗歌进入了中唐时期。这一阶段，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是巨星陨落后的相对沉寂时期。当时名声颇高的所谓“大历十才子”，实际成就并不大。步武王、孟的刘长卿、韦应物以山水诗见称，较有特色。元结、顾况等人反映现实的作品，可视作杜诗的同调，也是杜甫与白居易之间的桥梁。从贞元中到文宗大和初约三十年，为后一阶段，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高潮时期。不同风格流派的优秀诗人相继出现，对诗歌发展的方向，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倡导新乐府运动，努力创造一种“质而径”、“顺而肆”的诗风。与此相反，以韩愈为首，孟郊、贾岛等为羽翼的一派诗人，尚古拙，好奇险，标榜“陈言务去”、“词必己出”，另辟“横空盘硬语”一路。除了这两大派之外，李贺、柳宗元、刘禹锡也是这一时期很有成就的诗人。李贺大量运用比兴，更注意锻造新警奇诡的诗句；柳宗元的模山范水之篇比王、孟更着意刻划，诗风峻洁而清腴；刘禹锡则又不同，他力求在文人诗与民歌之间闯出一条新路，可谓别创天地。

从文宗大和、开成之后直至唐亡的七、八十年，史称晚唐。这是唐皇朝的黄昏和没落时期，也是唐诗的晚霞余照时期。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诗坛面貌也有很大变化。前二、三十年间，以杜牧、李商隐最为杰出，无论古体、近体，都有成就，在艺术上有新的发展。杜牧的七绝熔清新俊朗于一炉，咏史、感怀、抒情、写景，无所不胜。李商隐尤长于七律，深婉绵邈，自成一家。他们的诗歌无论是忧时悯乱、抒政治怀抱，还是写身世际遇、爱情生活，常常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情调。后五、六十年间，诗人数量不少，但造诣均未臻一流。诗风则渐趋华艳纤巧，转向超脱一类的审美追求。这一阶段，有一派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传统的现实主义诗人，值得重视。比较有名的是皮日休、聂夷中和杜荀鹤。他们活跃于黄巢起义前后的诗坛，自觉地实现着“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的文学主张，感情愤激，笔锋犀利，语言浅近，成为唐诗颇有光彩的结响。

在诗歌高度发展的环境里，随着城市经济的繁盛和燕乐的流行，唐代还兴起了一种合乐歌唱的新诗体----词。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题材广泛，作者众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但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中唐以前，文人词的创作还不普遍，张志和、戴叔伦、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作品，大都具有清新明畅的特色。相传李白也曾染指，但至今未有定论。到了晚唐，涌现出了一批以填词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文人词家，温庭筠是最著名的代表。温善诗，与李商隐齐名，又精于音律其词用语秾艳绵密，造境隐约幽深，在词体的艺术特征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但题材偏于闺情，虽律精韵胜，但类不出乎绮怨。



五代词有两个中心，一个是西蜀，一个是南唐。西蜀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就是这一派的结集，多“镂玉雕琼”、“裁花剪叶”之作，有相当浓烈的宫体气息。其中韦庄的词较注重心灵的抒发，洗去了过于浓腻的脂粉，风调清丽疏朗，具有比较真挚的感情。此外，欧阳炯、李珣、孙光宪等人，也有部分词作能跃出艳情的藩篱，都是比较可取的。南唐词风与“花间”稍异，大多情致缠绵，吐属清华，在春恨秋思、男女情事的咏叹中，往往渗透着国势飘摇的危苦心情。主要词家是冯延巳、李璟、李煜。冯延巳唐五代词人中作词最多的一位，他逐渐摆脱了对女子体态服饰的描绘，多托儿女之词，抒家国之慨，委婉情深乃其特色，对北宋词坛影响颇大。以亡国被遣入宋为界，李煜词大体可分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写宫廷生活，未脱燕钗蝉鬓，并无出奇之处。后期的作品，集中书写了从肺腑中流出的、由血泪凝铸而成的深哀巨痛，语言自然率真，意境开拓深沉，有很强的艺术概括力和感染力。在词从娱宾遣兴的应歌之具，发展为歌咏人生的独立抒情文体的历史进程中，李煜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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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词发展概况之四--------宋、金诗词概况


鲁迅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书信集》下卷）这是极言诗到唐代，已达极盛而难继的境地，亦即清人蒋士铨所谓：“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辨诗》）然而，由于宋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自具面貌的社会生活，宋代诗人自有其不同于唐代的生活源泉，宋诗人并非只知在唐人之后亦步亦趋，不少也能在唐诗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再作开拓发展，显示出自己的独特面貌。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尽落，精神独存。”（《宋诗钞.序》）肯定宋诗有其“变化”和“自得”，乃公允之论。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激烈。内部力量得虚弱，使对外战争连遭败绩，宋廷只能以巨额得银绢“岁贡”向辽与西夏求和，这一沉重负担，加上“冗官”、“冗费”的种种开支，当然都是取之于民，受苦最深的就是农民。饥寒交迫的农民铤而走险，起义反抗，于是宋廷又以“守内虚外”的政策加以防范压制，“冗兵”的费用仍然取之于农民。统治阶级内部的改良、变法运动迭起，革新派同保守派以及其他各种斗争长期不断，整个社会充满了深刻的危机。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诗人，在他们的诗中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宋诗中能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并不少。另一方面，宋诗也在表现情感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宋初统治者尚能重用文人，文人待遇优厚，但仁宗、神宗朝，党争不断，不少诗人遭受打击、贬谪和迫害，不能不使他们的作品带着忧郁愤慨的色彩；仕途风波、党祸和文字狱的酷烈，又使一些诗人潜心佛道，无奈的旷达与内心的悲观相杂糅，往往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


北宋政权的对外屈服妥协政策，使自己深陷积弱的境地。靖康之难，汴京沦陷，二帝被掳，北方长期沦入女真政权之手。高宗南渡之后，不图恢复失地，但求偏安一隅。北方沦陷区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南方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派也力主抗金北伐。在这样的形势下，爱国诗人们写出了许多忧国伤时，力主抗敌外侮、系念失地的优秀诗篇，形成了南宋诗坛的主流。南宋政权覆亡前后的那些无比沉痛的作品，则是这一爱国主义潮流的余音。


宋诗从唐诗发展而来，但其艺术特色一般显别于唐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概括得相当准确，这就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


“以文字为诗”就是诗的散文化。唐诗中，杜甫已肇其端，到韩愈更有发展。宋诗人尤喜将散文的手法和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中。这样，固然在叙事和议论上有其长短，但直叙和铺排太多，赋多而比兴少，亦难免使形象性和韵味受损。“以议论为诗”与宋代社会矛盾多端有关，不少作品专论社会问题甚至触及具体政事，哲理诗与禅理诗也很兴盛，其中不乏佳作，有些则很乏味。“以才学为诗”表现为爱好使事用典。


宋诗的这些特点既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手法，以拗峭瘦硬、长于思理，区别于唐诗的浑雅圆融、长于情韵，但议论过多过直，书卷气过重、生硬晦涩等弊病，亦往往使其艺术魅力一般有逊于唐诗。


宋代诗人与流派很多。以派别言，北宋最初有西昆体，后又有理学诗和江西诗派，南宋有永嘉四灵、江湖派、隐逸派等。以著名诗人言，则有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叶梦得、陈与义、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其中，王安石、苏轼的关怀国计民生之作，陆游的爱国主义之作，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在艺术上的影响也不小。



诗歌虽也是宋代主要的文学体裁，但后人却更多的赞赏宋代的词，宋词甚至赢得了与唐诗并称“一代之文学”的地位。


词兴于唐，繁衍于五代，大盛于两宋。北宋时代，虽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很尖锐，但相对来说，局势尚较稳定，农业有所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市民对文艺的需求日增，歌词创作随之兴盛。北宋最高统治者对臣僚采取厚俸政策，对文臣待遇尤为优厚，他们仕途得意之时，往往征歌选舞，不少歌词成为他们娱宾遣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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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词被视作“呈艺”、“侑觞”之具，因而早期北宋文人词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反映个人享乐生活、流连光景、感伤时序，或写都市的繁盛等。但是，由于仕途并非都那么平坦，宦海之中时有风波，因而，有些词人转而以词写身世之感、浮沉之叹，或写出羁旅行役的况味。当金兵南侵、汴京城破，皇帝、宗室被掳，后妃相从北辕，繁华凋零、百官星散之后，大量反映遭受侵凌的悲愤，表达杀敌立功愿望的词作纷纷出现。但由于南宋执政者多奉苟安政策，志士请缨无路，于是词中多写北方沦陷的悲恸，对统治集团表示失望和谴责，在感叹自身境遇的同时，亦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而由于经过南宋初期的几次战争后，金政权受制于内部困难，无力南侵，南宋政权亦无意北伐，形成相对稳定的局面，达官贵人又多醉心于湖山游赏，歌舞流连，上下成风。吟风弄月、饮酒赏花又成为词作之大宗，精究声律、分韵酬酢亦成风尚。当元兵灭金后，乘胜南下，攻破杭州，击败了抗元武装之时，爱国词人发出了悲愤的歌唱，宋政权覆亡后，南宋遗民的词作更唱出了“亡国之音哀以思”的悲吟。

在两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其题材尽管有以上的变化和不同时期的侧重，但爱情与闲情实是一以贯之的大宗。古人多有文体分工的概念，在他们心目中，词属于“缘情”的领域，与“明道”的文、“言志”的诗不同。词作为“诗余”，没有讲“理性”与“道学”的任务与资格，只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封建社会中，长期以“理”压“情”，宋词正由于其长于写情，寓理于情而博得不少人的喜爱。


毛晋《宋名家词序》说：“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蔓衍繁昌，至宋而词之名始大备。”这种情况，不仅与宋词反映生活面较广，在体裁上颇多创新，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有关，还由于它有突出的艺术成就。



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慢词，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之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于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隐幽的感情，每以芳草美人的传统材料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故使宋词风格在婉约与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北宋前期文人词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多承晚唐五代词风，善于即景抒情，颇饶韵致。柳永失意无聊，流连坊曲，善学民间语言和音乐，对长调颇多创制，并善写市民生活和羁旅行役之情。秦观与周邦彦在结构、语言、手法、音律上进一步提高，将北宋文人词推向艺术的高峰。北宋词坛上主要由苏轼以其创作首先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指出向上一路，开始革新词风。汴京沦陷、宋廷南渡之时，词坛随时代而剧变，出现了大批感怀故国和抗战杀敌之作，分别以李清照和张元干、张孝祥为代表。此后，辛弃疾继承了苏轼对词的革新精神，抚时感事，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体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的风貌，并将苏轼以诗为词的“词诗”，发展为以文为词的“词论”，而且，还以他为核心和领袖，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创作流派，影响甚大。与时代风尚相应，稍后于辛弃疾，形成了以姜夔为代表的风雅词派，其中，姜夔的清空、骚雅，吴文英的密丽和潜气内转，王沂孙的寄托深刻，张炎的清远蕴籍，都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成就。


总之，宋词虽被称为“诗余”，但创调数百，列体盈千，不仅反映了较广阔的生活，更是抒情文学的精品，其成就与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当时分别由契丹族和党项族建立的辽和契丹，在与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但尚未产生成就较高的诗、词作家，作品数量也不多。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则继承了北宋的诗歌成就而自具面目，元好问是最重要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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