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近四百年浙江琴史的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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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琴学，源远流长，至南宋之世，臻于大成。以琴器论，诸暨赵希鹄撰《洞天清禄集·古琴辨》，堪称古琴器物学的始祖；其后乃有赤城朱致远、龙游祝公望等工于斫琴，所留名器至今仍为人所推崇。

以琴艺论，永嘉郭楚望、三衢毛敏仲、钱塘汪元量、桐庐徐天民发为新声，“浙派”由此而勃兴；徐天民一系更以琴世其家，传承弗替，“徐门正传”遂称雄琴苑近四百年。至今凡言浙江琴史者，无不艳称“浙操徐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自晚明起，“浙操徐门”未见直系传人，而差不多同时，虞山一派兴起，数十年后，广陵琴学名重一时。考察虞山、广陵的源流，与浙派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与其说浙派已然消亡，不如说它的艺术准则成为常识，为多数琴人接受，可谓名消而实存。

另一方面，元明间不是没有其他古琴流派，但浙派始终一家独大，地位至尊，直到“浙操徐门”隐没于历史长河之后，浙江古琴史才焕发出了另一种生机，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局面。

这一阶段，自明万历后期张岱及其友人在绍兴结“丝社”起，至今差不多又是一个四百年，也许正因为不能“一言以蔽之”，反而导致了今人对它的认识不足。

丝社最为杰出的琴人尹尔韬进退于庙堂、江湖之间，著有《徽言秘旨》《徽言秘旨订》，他的琴学源流，学者早有定论，“虞山其表、浙派其里，虞山其文、浙派其质”。同为明遗民，东皋禅师东渡避秦，无意中接续了日本中断数百年的古琴传承，开启三百年的新谱系，是中日音乐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

康熙、乾隆间，嘉兴曹庭栋精研琴理，撰为《琴学》内外篇；杭州曹尚、苏璟、戴源同订《春草堂琴谱》，是清代翻刻最多的琴谱之一。嘉庆、道光间，诸暨陈幼慈撰《邻鹤斋琴谱》，虽然未曾正式刊行，但其价值久为琴人所重视。光绪间游宦于浙江各地，最终出家于普陀、又隐于龙游的开霁和尚，是清代最后一位重要的旅浙琴人，他与温州马氏颇有往还；而马氏家族书画之外，又以琴传家，撰有琴谱，最后一位传人马寿洛寿至九十四，一九五六年古琴普查中，留有录音者，以他为最长。

民国初，最为重要的琴人无疑是在上海造就一番事业的南浔周庆云，他刊琴书以总结前代琴学成绩，办琴会以引领琴学交流风气，洵为南方琴坛领袖。他的古琴老师之一是绍兴俞瘦石，琴艺来源不详，此后，浙地琴学不外乎本地与外来两支传承系统：本地为张味真、徐道政等（马一浮可能也属于这个系统），基本上接开霁和尚；外地则有大休和尚一系的徐元白、徐文镜兄弟与汪建侯，北方杨时百一系的虞和钦、金致淇等，以及出自其他系统的汪自新、沈草农、孙慕唐等。不同系统之间激荡融汇，造成了浙江琴坛的又一轮繁荣，其间被推为一代大师的，则是徐元白。徐元白妻黄雪辉、子徐匡华，与弟子郑剑西、姚丙炎、徐晓英、郑云飞等并传其学，影响及于海内外，至今延绵不绝，传承更是枝繁叶茂。

“浙操徐门之后——四百年来浙江古琴史巡礼展”意在用丰富的实物资料，呈现一个崭新的浙江古琴面貌：通过对四百年琴史的巡礼，向做出贡献的一代代琴人致以敬意。由此更以古琴为出发点，折射出浙江文化史的一角；立足本土，从而展现浙江在中国古琴中的地位。这样的立意，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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